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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定位“精准救助”

近年来，涉民生、涉小标的、涉特困群体的“执行不能”案件当事人成为我市法院的主要救助对象。“6200元、5000元……救助金额虽然不多，但是如何让有限的资金用在最需要的受助对象上，实现精准救助，是全市法院在实践中不断思考和解决的问题。”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贾震谈到。

据介绍，我市法院在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刑事附带民事人身损害赔偿、工伤医疗赔偿、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抚养费等案件中，主动甄别梳理被执行人确无履行能力或履行能力不足，申请执行人生活又极其困难的情况；积极引导符合救助条件的申请执行人提出启动申请；建立执行救助案件台账，实地核查申请执行人提供的街道、乡镇出具的家庭经济困难证明；再经由合议庭合议、审判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为申请执行人报请司法救助。

2016年基本解决执行难工作开展以来，全市两级法院共对541名申请执行人进行执行救助，累计救助金额达593.71万元。

联动补位“执行不能”

近年来，柳州经济的快速发展，带动了古亭山开发区一带的繁荣。望着古亭山开发区个体园，头发已花白的宾某东却一直眉头紧锁，他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有意”地路过了。

1994年1月21日，宾某东与桂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签订了古亭山开发区个体园第三区第54号土地转让合同，并即时给付了地价款。然而，1998年1月，该建筑工程公司却违约将这块土地重复转让给他人，且买受第三方于2004年办理了土地使用权证，以致造成多年来宾某东有地却无法使用。

与桂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等有关单位几番“纠缠”无果后，宾某东无奈之下，将其告上法庭。城中区法院判决，桂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应返还土地使用权转让款19700元及从1998年1月逾期返还产生的利息损失，并赔偿相关经济损失94183元。

然而，桂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迟迟不履行生效判决。法院依法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纳入全国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发出“限高令”“限出入境令”。

屋漏偏逢连夜雨。宾某东妻子脑出血以致生活无法自理，宾某东年纪大，只能靠务农和打零工维持生活，妻子的治疗费用无着落。与宾某东一样因纠纷、“执行不能”陷入生活窘境的还有陈某怀。2013年，陈某怀因交通事故造成大脑损伤，又患中风和脑梗，其妻子患颈椎病变和腰椎间盘突出，夫妻二人因病均无法正常工作，月收入仅1760元还需供儿子读大学。

与桂平市第四建筑工程公司有关的两起土地使用权转让纠纷执行案件陷入了僵局，城中区法院转换思维、另寻他路。近日，宾某东、陈某怀的妻子接到了执行法官打电话传来的好消息：“你们的救助金有着落啦！”目前，城中区法院为宾某东、陈某怀分别报请的执行救助金11.3883万元、11.39万元均已通过城中区政法委审核。

全市两级法院均已成立了由院长挂帅的执行救助领导小组，通过主动汇报执行救助工作和个案情况，引入政府相关部门的力量支持，推动形成“法院+政府部门”联动救助的模式， 让“纸上判决”实实在在落地。

长远进位“全面造血”

“陈法官，你怎么和扶贫队员小杨一起过来啦？”9月6日，家住融水苗族自治县汪洞乡凉水屯的刘某芬看到与扶贫队员杨扬一同出现的融水县法院执行法官陈少强不禁诧异地问。“刘大哥，陈法官想跟我过来看看，还有什么能帮你的！”扶贫队员杨扬笑称。

9月1日，陈少强为刘某芬送来了5400元执行救助金。“这相当于前妻拖欠了一年的抚养费，娃儿的读书有了保障，这真是帮了大忙了！”刘某芬说。

原来，刘某芬与徐某萍经融水县法院调解，达成自愿离婚意愿，并协定儿子小江跟随父亲刘某芬生活，母亲徐某萍每月支付450元抚养费，直至儿子年满18岁为止。可是，调解书生效后，徐某萍一直未履行给付义务。案件进入执行阶段，执行法官通过各种调查渠道，发现徐某萍没有存款、房屋、土地等任何可供执行的财产，且徐某萍外出务工，至今下落不明。

经执行法官了解，刘某芬患有慢性疾病，只能靠给周边村庄打零工勉强维持日常生活开支，而平时吃药、儿子小江在小学读书的费用已让这个家庭生活极其困难。因此，融水县法院积极为刘某芬向政法委申请发放救助金，才有了9月1日陈少强法官登门“送钱”的画面。

陈法官还主动联系上刘某芬对口精准帮扶的扶贫队员杨扬，与其共同协作配合，力争协调当地村委、乡镇政府和民政局、卫生局，为刘某芬办理低保和慢病医疗保险。

2017年以来，融水县法院建立司法救助与政府精准扶贫帮扶联动机制，对符合困难申请条件的执行人，由法院与扶贫队员携手，积极协调有关单位、部门、企业为其提供生活、生产以及工作上的支持，逐步形成执行救助一点、民政救助一点、社会救助一点的多元化救助格局。